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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参见《行政复议法报告》（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4年第1期，第108-109页。

考虑到法律体系的严肃性和良善性，在《宪法解释程序法》制定颁行后，相关法律应当作出相应的衔接协调。（3）2004年修宪：《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指出，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

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和决定的方式对宪法规范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从1979年至2000年之间共有8次宪法解释[6]，但也有学者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解释宪法的实践持否定态度。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宪法解释程序规范也都没有包含宪法解释规则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宪法解释程序法》不宜对宪法解释的规则（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列入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宪法解释案，因各方面对解释宪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委会报告，该宪法解释案终止审议。作为国家最高法和根本法，宪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通常仅仅是通过总体的原则而非具体可操作的规则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宪法需要以最宏观的视野，对诸如国家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关组成与职权等国家根本性的问题予以确定，不可能也无法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有细枝末节的问题。参见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载韩大元等：《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364页。

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这是推进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必由之路。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职权。与国家法律体系相比，《决定》仅仅要求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可能与从严治党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党内规治必须首先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然后逐步提高党内规治的质量，实现科学立规、严格执规、公正司规和全党守规。党内法规要求太高但不能执行与要求低点但可执行相比孰优孰劣是明显的，我们到底是选择可执行的党纪还是不可执行的党纪是真的从严治党还是假的从严治党的试金石。习近平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第七，党内规则权威高于党组织权威。

也就是说，我们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制度、构建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领导法治，理直气壮，关键在于党怎么领导法治？怎么在党导法治中解决好党与法的关系就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

我们必须保证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是刚性的、可实施的，违规必究和全党守规的实际效果是最终的判断标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如果中国共产党党员宣示自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或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既比普通民众高了一层，同时也具有可信性。以特别高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就意味着要么中国共产党员特别少要么就是虚伪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要保证纯洁性是不可能的。

然而，共产党员所做的贡献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示总是距离很大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贡献离始终三个代表距离也比较大。如果权力是来自国家法律，那么无疑是法大。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第五，党内规则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党内规则与国家法律是不冲突的。

党导立宪制提出在宪法中专设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和执政方式，将宪法与党章都作为宪法文件，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统一于宪法之中，中国共产党党规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对共产党员有更高更严的要求，这也是从严治党的理论依据所在。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有一套适用于全体党员的法规体系。

我们要真正实现从严治党，必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这既是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真正法治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世俗化不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员没有理想追求，而是要求理想追求应该基于人性、基于可实现性来确定。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有一名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对于如此庞大的人群，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具体的司规系统对于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而仅仅依赖现在的纪委系统和不确定的巡视制度根本不可能实现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的要求，如果不能实现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那么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党导法治。第六，党内规则相对稳定。君主进行善治是可能的，只需要君主的道德品质和治国才能出众即可。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

党纪必须是可执行的，党德可以是大力倡导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能用资产阶级政党的观念做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政党。

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人们的期望值常常与一个人的标榜相关。

关键在党委，关键在党员。按照党内法规体系，党员或党组织违纪违规承担经历处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从理论上说，我们确实可以做到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精神一致和内在统一，至少是不违反国家法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低调一些，人们的政治认同感只会更高而不是更低。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党内法规只适用于党员，而国家法律适用于所有公民。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八千多万，相当于全世界排位第十四的大国。

党导法治制度将治理国家的规则分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按照党内法规从严治党，按照国家法律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标准都是法治的标准。党纪与党德 《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四条基本原则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强调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决定》中提出的首要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与国家法治原则一样，为了实现党内规治，我们必须要求：第一，党内规则是可预期和不溯及既往的。

正像正确区分道德和法律是法治的核心问题一样，正确区分党德和党规是从严治党的核心问题，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党导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存的双重法治体制，党导法治包含党内规治系统、国家法治系统和规治与法治的衔接系统。

我们也应该大力倡导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内法规在国家法律之内，国家法律毫无疑问大于党内法规。习近平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党员比一般民众的觉悟高些，但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中国共产党应该基于自利的共产党员标准来确立党内法规，而不是以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准来确立法规，因为以后者确立的法规不可能实施，也就不可能有权威性。

然而，要求八千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根本不现实的，以该条来从严治党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会被开除出党。由于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权是通过革命取得的，其执政权力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选举，在民主化浪潮中就有一个将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进行嫁接的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从逻辑上论证了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实现了党内规治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实现三个统一和四个善于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要将三个统一和四个善于落实到具体的规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对于党员来说，到底是先适用法律还是先适用党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是都可以，这就导致了混乱。